吉林私搭浮桥案：一个“能人”的过河生意与村庄利益
洪灾拓宽河道，村庄搬迁，村集体弱化，汽车进入乡村……时代变迁让一条河流和两岸生活的关系不断变化。村中“能人”看到河流、土地与桥带来的机会，一步步扩大自己河面上的“事业”，直到因桥而生的利益和怨恨都超出掌控。
文｜李晓洁
申诉
2023年7月，黄德义成了振林村的“名人”。
7月刚过了三分之一，黄德义就带领至少三拨记者到达振林村边的洮儿河。正是汛期，洮儿河水面宽度超过百米，浑黄的河水还算平静，偶尔在河面上打一个回旋，翻出白色泡沫般的水花。黄德义站在河边，周围是嫩绿的水稻苗和湿草地，面前通常站着几位记者，拿起手机、相机对准他——一个56岁、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，圆脸，头发是染后的黑色。他不惧怕镜头，衣领上夹着两个小毛绒麦克风，语速很快，从不停顿、迟疑。他用手指指着河面，蹦出几句顺口溜：“摆船有家训：十年九涝，不离河道，开物成务，行舟摆渡。（村民）有钱没钱都过河，利用安身以崇德。精义入神，以通道也。”
洮儿河边（李晓洁 摄）
黄德义嘴里经常冒出几句顺口溜，编排的内容总与摆渡、过河、桥，以及老百姓与官员的对比有关。这些内容，是他平时读《易经》《道德经》和其他杂书的感悟，也构成他过去20多年的生活——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村中“能人”，看到了河流、土地与桥带来的机会，建起了河上通道，最终因此获罪。
在黄德义的讲述里，他曾在吉林省洮南市瓦房镇振林村一所小学当老师。黄家在振林村的洮儿河段世代摆渡，上世纪90年代末，黄德义用摆渡船渡村民过河，后来建起了浮桥，他说摆船与搭桥的目的都是方便老百姓过河种地。2018年底，他被人举报私搭浮桥、强行收取过桥费用，当年12月，浮桥被洮南市水利局执法部门拆除。但事情没有随之结束。
一位熟知案情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，2018年，正是全国扫黑除恶行动开展的第一年，多个省份公布了群众举报黑恶势力线索的奖励办法。接到黄德义非法搭桥、强行收费、可能涉黑涉恶的举报后，水利局和扫黑办一同前往巡查。浮桥被拆后，扫黑办将线索批转给警方。2019年2月1日，黄德义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洮南市公安局刑事拘留，他自称被拘留近11个月。
拘留刚结束，黄德义就收到洮南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。判决书提到：2005年至2014年，黄德义和哥哥在振林村至安全村洮儿河河道私建船体浮桥，拦截过往车辆收取过桥费。此后至2018年10月，黄德义组织家族亲戚排班并规定收费标准：小车5元、大车10元，仍拦车收费。其间，因非法建桥，不同的守桥人被洮南市水利局行政处罚三次，但黄德义等人继续强行收费直到桥被强制拆除，共计收取人民币52950元。另外，因浮桥强行收费，“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，破坏社会秩序”，黄德义以寻衅滋事罪罪名，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、缓刑2年，其他17人分别被判刑3到6个月不等，皆为缓刑。
与判决书一起到来的，还有黄德义被开除的教职。原本他还有8年就能退休，获得一份教龄42年的稳定退休金。但现在，他没了教职和退休金，失去了一个体面的社会身份，“连亲戚们都怨我”。他说自己这几年一直在申诉，直到6月29日，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的申诉立案，黄德义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更加忙碌。7月10日，他穿着灰色格子半袖衫，站在洮儿河边，对着镜头喊冤枉。“人民过桥真方便，过了桥给几元，攒够钱把桥搭，公安你为啥把我抓？”他又说了几句顺口溜，重新申明：“我说我没有罪。”
插图：老牛
摆渡船
黄德义与桥的故事，起源于洮儿河。
洮儿河是嫩江右岸最大的支流，也是洮南市界内最大的河流，长度约156公里，与支流蛟流河几乎贯穿整个洮南。两条河流两侧分布着13个镇、67个行政村，河两岸遍布稻田、玉米田。另外，洮儿河还是洮南市与白城市洮北区的界河，在洮南市路段内，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，有三座由政府部门搭建的“合法”的桥——其中两座是公路大桥，一座是限制大型车通行的小桥，它们的辐射范围有限。黄德义搭建的浮桥两端，一端是洮南市的振林村，另一端就是洮北区的安全村。两个村子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，但隔着一条百米宽的洮儿河。如果没有浮桥，驾车到距离最近的镇西大桥要30多公里，过大桥后到对面村子还需要走20多公里。
50多年前，这似乎不是个大问题，洮儿河还不像今天这样宽阔。“以前就是条小河，最宽也就几十米。”檀国义今年72岁，是安全村的老村主任，他告诉本刊记者，当年安全村就在洮儿河河道边，与振林村在河的同侧。上世纪70年代，洮儿河发了几次水，河道不断拓宽，给距离河道最近的安全村村民带来安全隐患。70年代末，安全村启动搬迁，全体村民搬到河对岸。但作为农民重要财产的土地，没办法跟着人一起移动，成了“遗留问题”。
“当时还是集体经济，我们就开会，统计想要河东（搬迁后新村）和河西土地的人数。”檀国义说，按土地面积和人数，最终均分，在河东，每人能分到大约3亩3分地；想要河西土地的人少，均摊面积大——每人能分十多亩。
为了方便村民跨河种地、来往，安全村和振林村生产队集体出资，建造了一条铁皮船用于夏季汛期摆渡。檀国义还记得那条船3米宽、七八米长，一次能站下十来个人。河面上悬着一条铁锁，船上拉一根钢绳，跟铁锁扣在一起，靠人力拉动铁船。两个村庄的人用船几乎不收费，更远处的村民来了，一次给几毛钱，实在没钱也能过。檀国义说，当时河窄，水也不深，除夏季外，河水很少深过腰。枯水期，摆渡船停用，村民就用马车装上农产品蹚水过河。
到了1983年，洮南市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用檀国义的话说是“单干”——土地分给个人，集体经济解体，依靠传统集体管理的摆渡船也被拆了。虽然在那之后，安全村也有几个村民合伙摆渡木船，一次收费1块钱，有重物再加钱，但船总是开开停停，不稳定，最后干脆连木船也没了。
但“单干”之后个体经济兴起，村民对桥的需求是上升的。除了种地之外，做小生意的村民也需要经常往返于两岸，赚取一条河流带来的价格差。越国友是振林村人，与黄德义同属村二队。“单干”后，他在村里开了家超市。用他的话说，河对岸属于白城，修了铁路、公路，便利的交通意味着更多的致富机会、更便宜的商品。而河这边振林村的商品要加上交通成本，价格比平安镇、白城市贵点。越国友几乎每周都要去河对岸的平安镇进货，虽然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靠马车涉水过河，但偶尔水大，“有条船肯定更安全”。
黄德义在振林村的家（李晓洁 摄）
黄家第一个从河流中看到机会的人，是黄德义的父亲。老村主任檀国义说，大概在九几年，黄父是振林村二队的队长，“他问我，要不要一起投资造一条摆渡船，收点费，我说我没钱投资”。两三年后，黄父凑够了钱，造了条铁船由他的儿子们摆渡。
摆渡的主要任务交给了儿子黄德义。黄德义是黄父的第四个儿子，被村民称为“黄老四”。1967年出生的他，初中毕业后，18岁就在振林村小学做民办老师，后来又通过考试，获得中专文凭，是兄弟姐妹中学历最高的一位。关于黄德义摆船的具体时间，一些村民记得是在1998年发大洪水后。那是一场漫出洮儿河道、淹没了太多农田的洪灾，“哪儿都是水”。水过之后，洮儿河河道拓宽了不少，汛期想过河，成了一件更麻烦的事。黄德义和哥哥有了父亲投资的铁船后，开始在洮儿河摆渡，依然是手拉绳索过河。越国友坐过那条船，他记得没有生产队的集体船大，本村村民过河基本不收钱。“带重东西的，可能收五毛一块，两三块的也有，（估计）一天能挣一百多。”这在当时算一笔不错的收入。
和父亲一样，黄德义也是兄弟姐妹中最早显现出商业头脑的一位。除了教书、与家人摆渡，他还趁空闲做点小生意。振林村和安全村多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，黄德义年轻时，经常骑着一辆小三轮车，里面装满酒、日用杂货，在附近几个屯子流动卖货。一位村民记得，黄德义还收购过木头，拉到板材厂去卖，赚差价。“他闲不下来，什么买卖都做。”
《活着》剧照
浮桥
摆渡船终究不是一个稳定的、能做大的生意。船有限重，只能拉点粮食种子、化肥、自行车和摩托车。汛期之外，村民依靠牲畜，依旧能蹚水过河。因此，黄德义的摆渡船，没有持续几年。
但村民过河的需求，并没有因为船的消失而降低。对于以农业为主、没有其他特色产业的白城乡村来说，21世纪初是一段经济上行时期，村民的出行频率、方式都在发生变化。越国友回忆，他的超市生意做得不错，成为镇上第二个买手把式三轮车的人。他经常开着三轮车去河对岸的平安镇，或者更远的白城市进便宜点的货。不只是百货，城市里的粮食种子、化肥农药也比瓦房镇便宜。他成为周边几个屯的供货商，偶尔还卖点牲畜饲料。但洮儿河振林村段依然没有桥，距离振林村最近的，依然是30多公里外的镇西大桥。
除了做生意需要外，越国友还观察到，离开村子去南方务工的人、到城市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多，农民也越来越依赖机器春耕和秋收。“1993年，整个村就一台农用机械设备在村干部那儿，1999年以后，村民陆续用机器种地了。”越国友说，每年4、5月开始的春耕和9月底开始的秋收，刚好是洮儿河化冰后与结冰前时期。“水小的年头还好，机器能过河，水大了，安全村过来的机器就得绕远路，单程多花一小时，没桥多不方便啊。”
《山海情》剧照
或许是意识到车辆、农用机械设备以及村民个人外出活动增加的需求，2005年，黄德义的“摆渡”事业再度启动。他出资与两个哥哥造了三条铁皮船，连一起横在洮儿河河面上，成了一座简陋的浮桥。桥面不宽，只能过中小型车，承重不超过10吨。一位村民记得，有时候车辆太重，桥身下沉，河水漫上来的“呼啦”声让人害怕。
这座浮桥成为黄德义“事业上升期”的开端。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，哥哥和侄子值守浮桥西侧，收取车辆过桥费1～10元不等。不止振林村，河西一侧三四个乡镇的村民慢慢都开始从浮桥进城。河东侧，也有跟安全村一样因河流改道、遗留土地在对岸的村民需要种地。有村民觉得，“走浮桥省时省钱，还能省下走正经大桥遇上交警的麻烦”。
桥最热闹的时候，是春耕和秋收的农忙期。越国友告诉本刊，农忙时，河东的村民一天至少要去两趟河西的地里，来回过四次桥，带重物还要加钱。东北地区的秋收包给来自南方的收割团队。一到9月底，红色的小型收割机排队过浮桥，像是一只只瓢虫在小路上爬行。这些外地车辆过桥，基本都要收费。越国友估算，即使在10年前，农忙时黄德义每日收费也能接近千元。
浮桥只是黄德义生意版图的一部分。1998年大洪水过后，洮儿河河道拓宽，在河套内、河道边留下一些沙滩地。2000年后，黄德义开始在这些无人认领的沙滩地上开荒。当时的荒地没有归属，依靠乡规民约，谁开垦就属于谁。黄德义在沙地上垫一层厚厚的黑土，春天种下水稻，如果汛期不发大水，几个月后水稻就有收成。在以农业为天的村民心中，多一亩地，就有了多一份财富的可能。此后几年，黄德义陆续开荒，再加上在河边买断了一些安全村村民的土地，所有地加起来有20多垧（一垧地10亩或者15亩）。在当地，普通村民只有几垧地，他称得上是种地大户。
一位村民觉得，黄德义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“挣钱”，他为此做了相当多的尝试。在东北，因为冬季温度低，村民绝大多数建平房，用厚厚的墙壁和屋顶抵御严寒。早在十六七年前，黄德义就在村里盖起了二层楼房，单层占地几百平方米。这么大的面积不是为了居住，而是用来做生意。越国友记得，后来有人出资，在那栋楼里跟黄德义合伙开浴池、烧烤店，还卖馄饨、炒面。有一年多，一层还开了歌厅，卖酒，“确实火过一段时间”。但好景不长，村中消费基本都集中在春节前后，这栋楼房很快就破败下去，只剩下楼房一层窗户上褪色的“馄饨、小炒”字样，十多年后还歪歪斜斜地粘在玻璃上。
黄德义在振林村的家，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（李晓洁 摄）
虽然有成有败，但黄德义给村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在求财路上的干劲和勇气。“他能想别人不敢想，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儿。”越国友这样评价黄德义的“成功”。
二层楼闲置后，黄德义去距离村子五六公里的瓦房镇建房、买楼，在镇上主街道边盖了一间大平层商铺，租给不同的商家开饭店。越国友推测，黄德义也许是振林村“最富有的人”。说是推测，因为黄德义本人并不张扬。多位村民告诉本刊，黄德义穿着打扮朴素，过日子仔细（节俭），不抽烟、不打牌，还不说脏话，没跟谁起过口角，偶尔喝点酒，是个“正经人”。他的民办老师身份也转入公办，后来还转到瓦房镇一所小学做老师。有时候空闲了，他会骑着电动三轮车回村“视察产业”，看看浮桥。
固定浮桥
7月14日，本刊记者来到黄德义曾经搭桥的洮儿河边。这天刮起大风，断断续续下雨，河水有点急地冲过河岸，即将漫堤。百米多宽的河对面，隐约能看到两处凸起的土堆，那大概就是5年前浮桥的位置。振林村靠近河岸的杨树林里，涂了红漆的几条铁皮船横躺在几棵树中间。
9年前，这些躺着的铁船是黄德义升级浮桥的主要构件——原先的浮桥承重力弱，不能过大型的货车、拉粮车，做不了多少农忙时节的生意。2014年，他用十多条铁船做桥面，十多根一人抱粗的钢管做柱插入河道，在洮儿河河面上搭起一座固定的浮桥。桥一年四季通行，24小时有人值守。振林村一侧的桥头，专门搭起一间小彩钢房，黄德义家17个亲戚轮流在房内守桥。根据洮南市人民法院的判决内容，黄德义17个亲戚共计6户，每户每月在桥上值班收费一天，这一天的收入属于各户自有。剩下24天，黄德义雇一户亲戚值守，每月给亲戚1000元，收到的过路费属于自己。
浮桥开始具备一个微型商业组织的运作方式，背后是村民对桥的需求仍在增加。白城乃至东北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，浮桥升级后，越国友见过能承重20多吨的货车拉粮车过桥。他听一位货车司机说，空车过桥收费50元，载重过桥收费100元。即使如此，算上绕远路的油费和几个小时，过桥也更划算。越国友说，外地粮贩子往年绕远路收粮，会把路费和时间成本算在村民头上，河西侧的玉米，一斤压价一分钱，一垧地就少收入百十块。有了桥，压价情况也有好转。
另一方面，更加私人、多样的过桥需求在增多。比如附近村民去白城市医院看病，外地人到瓦房镇吃一家好馆子等。在白城市，我乘坐过几辆出租车，司机都走过黄德义的浮桥，每次过桥费5元，乘客的车费能少付七八十元。经常在洮儿河边捕鱼的李大军告诉本刊，他曾在桥边观察过过往车辆，10分钟至少过10辆车，80%以上是小轿车。有时碰上农忙或者节假日车多，“两边道上车得排出两三里地，一天收费几千块，你说挣不挣钱？”
下雨涨水后，河滩也没淹了一部分（李晓洁 摄）
采访中，几乎所有村民都认为浮桥生意是高需求、高收入。那几年，洮儿河河段上，一些模仿黄德义浮桥架构的其他桥也出现了。洮南市水利局工作人员董军接受采访时提到，从2007年开始，当地发现洮儿河上非法建桥至少11座。2016年前后，洮儿河上浮桥数量最多，共有7座。
葛建国就在2016年建起了浮桥。他今年52岁，在洮南市福顺镇富裕村做辣椒生意。他告诉本刊记者，几十年前洮儿河改道，富裕村在河东侧遗留了30多垧地，村民想过河种地，如果走最近的满洲岱桥，来回要多走20多公里。葛建国曾走过几次黄德义的浮桥，他大概看懂了那座桥的架构，2016年便和妻子找了三个工人，焊了四条铁皮船、十几个钢管柱子，花二十多天、十五六万元架起一座固定浮桥。管理方式和黄德义类似——设置了24小时有人值班的彩钢房和拦桥的铁链，富裕村和桥对岸的杨树村村民不收费，其余小车5元，大车10元，让岳父岳母守桥。
葛建国说自己没仔细算过收益，他的桥每年枯水期会拆下，摆在河道一侧，“不靠这个挣钱”。即使这样，浮桥也被村民举报过强行收费。“被罚过两次，洮南市水利局来了几个人，让我们把桥拆了，说是违反《水法》，不准私自搭桥，还不准收费。我们花一个多小时就把浮桥卸了，钢管柱子留在河里，等风头过去再装上桥，人家也没罚钱。”
相比之下，黄德义没那么“幸运”。2016年4月到2017年9月，他的浮桥三次被村民举报，每次都被行政处罚1万元。董军回应媒体称，发现私搭浮桥，水利局通常是责令整改拆桥，给予行政处罚的不多。但每次水利局去巡查黄德义的浮桥并下达整改通知后，黄德义都没有按期拆桥，因此三次巡查过后，黄德义都交了1万元罚款。
不仅受到行政处罚，黄德义的浮桥在乡土社会也惹出更多争议。首先是收费问题。多位村民告诉本刊，黄德义本人看守浮桥时，他认识的人都不收过桥费，但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值班的是他的亲戚。亲戚们都想在值班那天，收取更多费用作为日收入，有时不免得罪一些乡民。还有的村民怀疑黄德义或他的亲戚，为了让村民多走桥，在枯水期的河道上挖坑，阻止村民开车经过。但村民也承认，这只是猜测，没人亲眼看到过黄家人破坏河道。
洮儿河边的稻田（李晓洁 摄）
黄德义商业版图的其他部分，也给他带来麻烦。村民最关心的利益争议是河套荒地。振林村和安全村不少村民说，早年间河套沙地无人管理，荒芜的沙地大多由先占地的黄德义开垦。后来几年，其他村民也在河套附近开荒，跟黄德义因开荒地的多少、边界等问题产生口角。其中一位开荒者李树江也是种粮大户，他与黄德义本是远亲，但因为荒地分配问题不和。据李树江的说法，黄德义因土地问题举报过他儿子。
2018年10月，李树江向白城市水利局举报黄德义私搭浮桥，强行收费，破坏公共资源。此时正是白城市对浮桥管控最严格的阶段。就在他举报黄德义的3个月前，白城市水利勘测设计院编撰《白城市洮儿河“一河一策”方案》，提到洮南市福顺镇、洮北区平安镇等村落存在交通便桥，在河道内设障，存在安全隐患。方案还提出，要“依法清除河道内全部便桥，保证河道行洪顺畅。2018年全部拆除”。也是在2018年10月，白城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到洮儿河福顺镇、平安镇等地段巡河检查，提出在全市范围内清除河道乱占、乱采、乱堆、乱建行为，简称“清四乱”。
葛建国和黄德义的浮桥很快都在这场“清四乱”行动中被拆除。2018年10月底，葛建国和附近一位王姓村民搭建的浮桥被强制拆除；12月底，黄德义的浮桥被拆。洮南市洮儿河156公里的河段内，再次只有三座“合法”的老桥。
桥被拆之后
桥被拆后的这5年，振林村和安全村村民的生活都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大约3年前，安全村村民把所有土地都包给振林村，不再绕远路过河种地。“太不方便了。”安全村一位村代表王文华告诉我。虽然现在是机械化种地，但对于一些勤劳的村民来说，每隔几天就想去地里看看庄稼有没有虫害、是否缺水。两个村子绕路距离太远，没人愿意再花心思，就低价把地租给了振林村，“每垧地少挣个五千、八千”。一位安全村村民在县道路口开了家超市，她感觉桥被拆后，走县道的车辆少了，超市生意也差了。
6月30日，“吉林一号”卫星拍摄的洮南洮儿河振林村段的河道和周围土地的卫星图，浮桥已被拆除（长光卫星/ 视觉中国 供图）
两个村子亲友间的走动也少了。不少村民提到，刚拆桥的头两年，还有人趁隆冬时节开车过冰河，但有一年冬天，冰不够厚，一对夫妻开车过河时冰层开裂，溺亡几天后尸体才被救援队找到。从那之后，村民们不太敢过冰河了。“亲戚以前一年来往三四次，现在一年可能就走动一次。”
爱捕鱼的李大军曾在浮桥被拆后，花1.8万多元、将近一个月时间焊了条铁皮船，继续在浮桥原来的位置摆渡。他直言摆船就是为了收费，船上能载摩托车、三轮车和轻型面包车，一天就能挣六七百块。但他只摆了7天船，就被水利局发现并且叫停。李大军记得对方说：“桥都拆了，还让你摆船？”他知道黄德义当时正因建桥被拘留，不敢多反抗，一条船只好当废铁卖了。
采访过程中，没有村民否认浮桥的便利性，但也搞不明白，既然洮儿河河段附近村民对桥的需求这么高，为什么几十年来没在河面上建新桥？
洮南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建桥要考虑此地在洮南市路网中的作用。振林村属于平原地区，没有桥出行要绕路，虽然麻烦，但不是没有选择。而市内西北山区如果没桥，村民就出不去，有限的财力就优先投入山区。洮南市在2019年才脱离省级贫困县行列，最近几年，洮南市财政收入不断降低，根据洮南市人民政府网公布的信息，2016年全市财政收入7.6亿元，2022年只有3.88亿元。
今年7月，黄德义搭桥获刑引发关注后，洮南市政府决定在振林村与安全村河段搭建一座便民浮桥。公路管理段段长高建海接受采访时说，浮桥5米宽、100多米长，目前处于设计阶段，不确定何时开工，会尽量在9月底秋收前完工，保证让小轿车、农用车等轻型车辆通行。
7月中旬，本刊记者在洮儿河边看到，一台黄色的挖掘机停在草地旁，一个河口处先垒起了堤坝似的土堆。不远处的杨树林里，躺着黄德义浮桥的残骸。安全村的王文华对这座计划中的浮桥有很多忧虑：桥在秋收前能不能通车？如果通车，能使用多久？后续桥的维修谁去做？这也是许多村民担心的问题，不过最后，他们通常安慰自己不去想那么多。王文华还加上一句：“这桥要真能修上，还得感谢黄德义。”
（本文选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23年第32期，文中檀国义、葛建国、王文华为化名）
排版：孙孙Boy / 审核：然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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